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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常常與哲學家們糾纏—個神秘的“眾劫回歸”觀：想想我們經歷過的事情吧，想想它們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無休無止地重演下去！這癲狂的幻念意味著什么？
　　從反面說“永劫回歸”的幻念表明，曾經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樣沒有分量，也就永遠消失不復回歸了。無論它是否恐依，是否美麗，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麗都預先已經死去，沒有任何意義。它象十四世紀非洲部落之間的某次戰爭，某次未能改變世界命運的戰爭，哪伯有十萬黑人在殘酷的磨難中滅絕，我們也無須對此過分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紀的兩個非洲部密的戰爭一次又一次重演，戰爭本身會有所改變嗎？會的，它將變成一個永遠隆起的硬塊，再也無法歸復自己原有的虛空。
　　如果法國大革命永無休止地重演，法國歷史學家們就不會對羅伯斯庇爾感到那么自豪了。正因為他們涉及的那些事不復回歸，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過變成了文字、理論和研討而已，變得比鴻毛還輕，嚇不了誰。這個在歷史上只出現一次的羅伯斯庇爾與那個永劫回歸的羅伯斯庇爾絕不相同，后者還會砍下法蘭西萬顆頭顱。
　　于是，讓我們承認吧，這種永劫回歸觀隱含有一種視角，它使我們所知的事物看起來是另一回事，看起來失去了事物瞬時性所帶來的緩解環境，而這種緩解環境能使我們難于定論。我們怎么能去譴責那些轉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察它們的太陽沉落了，人們只能憑借回想的依稀微光來辯釋一切，包括斷頭臺。
　　不久前，我察覺自己體驗了一種極其難以置信的感覺。我翻閱一本關于希特勒的書，被他的一些照片所觸動，從而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成長在戰爭中，好幾位親人死于希特勒的集中營；我生命中這一段失落的時光已不復回歸了。但比較于我對這一段時光的回憶，他們的死算是怎么回事呢？
　　對希特勒的仇恨終于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里，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

　　如果我們生命的每一秒鐘都有無數次的重復，我們就會象耶穌釘于十字架，被釘死在永恒上。這個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劫回歸的世界里，無法承受的責任重荷，沉沉壓著我們的每一個行動，這就是尼采說永劫回歸觀是最沉重的負擔的原因吧。
　　如果永劫回歸是最沉重的負擔，那么我們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輝煌的輕松，來與之抗衡。
　　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慘，而輕松便真的輝煌嗎？
　　最沉重的負擔壓得我們崩塌了，沉沒了，將我們釘在地上。可是在每一個時代的愛情詩篇里，女人總渴望壓在男人的身軀之下。也許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最為充實的象征，負擔越沉，我們的生活也就越貼近大地，越趨近真切和實在。
　　相反，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
　　那么我們將選擇什么呢？沉重還是輕松？
　　巴門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紀正是提出了這一問題。她看到世界分成對立的兩半：光明、黑暗；優雅、粗俗；溫暖、寒冷；存在、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稱為積極的（光明；優雅，溫暖，存在），另一半自然是消極的。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積極與消極的兩極區分實在幼稚簡單，至少有一點難以確定：哪一方是積極？沉重呢？還是輕松？
　　巴門尼德回答：輕為積極，重為消極。
　　他對嗎？這是個疑問。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輕、重的對立最神秘，也最模棱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