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追求定論

　　這篇文章的標題就叫定論，那么什么是定論呢？就是不再有異議的結論。就是每個人都能同意的結論。A方法比B方法好，好在哪里？好多少？為什么好？我們追求定論，就是追求一種有效的比較和評價標準。

　　軟件開發有那么多方法，有那么多過程，那么多“最佳實踐”，但是卻從來沒有定論，為什么沒有定論呢？因為軟件開發的“方法學”還處于蒙昧的“隱喻時代”，各家各派，都從自己的隱喻出發來看問題，所謂“雞同鴨講”，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但是追求定論的努力，并不是從我才開始的。在此之前也有人追求過，這樣的努力，統稱為——“軟件度量”，這當然是典型的西方觀點：能夠量化，就能夠比較；能夠比較，就能夠改進。這樣的觀點，一點沒錯，但是還少了前面一句，首先要理解，才有可能量化。如果我們不能真正理解軟件開發的本質，就無法判斷哪些可以量化，如何量化，以及度量得出的數據又該如何解釋，數據的重要性如何？不能回答這些問題，追求定論，依然是不可能的。

　　請允許我先把話題扯遠一點，談一談管理學，談一談泰勒以及泰勒之后的管理學。

　1.“科學管理”與“泰勒式管理”

　　泰勒是毫無疑問的科學管理之父，為什么我會起這樣一個標題呢？“科學管理”和“泰勒式管理”還有什么不同嗎？

　　所謂“科學管理”，在我看來，就是以科學的方式研究管理。而泰勒正是以這樣的方式研究如何進行管理的第一人。在泰勒之前的所有管理，無論好壞，都只是停留在經驗的層面，而經過泰勒的科學方式的研究，管理也終于可以當之無愧的稱之為一門科學，而泰勒以這樣的研究方式，得出的結論，就可以稱之為“泰勒式的管理”，這兩者并不能等同。

　　我們知道，一個科學體系，包含兩個方面，假設（公理）與邏輯推論。從哲學上來說，我們把假設稱為世界觀，而把推出結論的方式，稱為方法論。無論誰來研究管理，只要他運用的是科學的邏輯的方法，我們就可以稱其為“科學管理研究”，而如果他的初始假設與泰勒的不同，那么他得出的結論，就不是“泰勒式的管理”，但卻肯定是“科學管理”。

　　無數的人可以有無數種不同的假設，那么我們如何判斷哪一種假設更為合理，得出的結論更有價值呢？答案是：通過解釋和預言。一套理論，必須自洽，也就是僅僅依靠本體系內已知的，有限的假設，通過邏輯推理，能夠解釋所有已知的、相關的現象。其次就是通過推理得出的預言，要能夠接受驗證，并且不被證偽。兩種不同的假設得出的不同的預言，就能夠通過驗證，判斷他們的勝負。而在預言沒有被證偽前，該理論體系，就和其他尚未被證偽的理論一樣，是有效的。而所謂的偽科學，就是只能解釋，無法給出預言的理論。

　　“泰勒式的管理”，首先被證明是有效的。通過發現或者發明某個具體崗位上的最佳辦法和最佳工具，大幅度的提升了工作的效率。以搬運生鐵為例，工場工人裁減數從400～600下降到140，人均工作量從每天16噸，上升到每天59噸，人均收入從每天1.15美元上升到每天1.88美元，平均費用從每噸0.072美元，下降到每噸0.033美元。另外還有更為重要的效果是在工人本身，工人中喝酒的人大為減少，浪費錢的人也少了，因此都比以前生活得更好，他們把自己的頂頭上司和教師，看成是最好的朋友而不是強逼他們做工的人。

　　泰勒的研究方式十分科學，他尋找并假設了影響工人效率的幾大因素：技能、工具、激勵、外部環境。并一一研究這些因素對于效率的影響，進而通過實驗的效果來得出結論。這所有的一切，都沒有什么錯，只是當時的科學研究，尚無法證偽泰勒的諸多假設。而這些假設，也只有通過更進一步的科學研究，才有可能證偽。這個研究在管理學歷史上大大有名，被稱之為：“霍桑試驗”，由喬治.埃爾頓.梅奧主持。

　　“霍桑試驗”原本是一次典型的“泰勒式的科學試驗”。根據科學的思維模式，一個待研究的系統，接受很多輸入變量，也產生很多輸出變量，在嚴密的、可控的、量化的輸入變量的變化情況下，觀察輸出變量的變化，通過一系列的數據去分析系統可能的數學模型，而“霍桑試驗”的第一階段，就是要研究各種外界工作條件，對生產率的影響。他們把女工分為試驗組和控制組（始終不改變條件，以作對照）然后每次試驗只改變一項條件，比如照明條件，工間休息時間和頻率，工作日長度等等。按照試驗計劃，第3、第10和第13試驗期的工作條件將完全相同。但實際記錄到的產量，卻分別是：2500、2800、3000。這是完全不符合預測的，也不是簡單的測量誤差可以解釋的，更令人不解的是，對照組的產量也在持續的提高。

　　這究竟說明了什么問題？到底是哪里出錯了？梅奧是這樣分析這個問題的：他認為存在著兩種研究方法，“臨床式研究”和“實驗室”式研究。“臨床式研究”的目的在于對事物的本質形成正確的認識，并學會處理實際材料的技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區分哪些方面可以繼續進行更詳細的“試驗室”式研究。如果隨后的“試驗室”方法由于排除了某些未知的重要因素而歸于失敗，研究人員就應當回到“臨床式研究”中去，以便弄清自己忽略了哪些因素。

　　而在我看來，所謂的“試驗室”研究，就是在不動搖基本假設的前提下，進行邏輯推理，對照現實，豐富理論的細節。只有當這一理論的預言失敗，或者出現無法解釋的現象時，基礎假設才會被置疑，研究者需要重新去尋找能夠解釋現有現象的新的假設，這樣的研究往往非常困難，而且一旦成功就一定意義非凡。這在科學哲學上，被成為“范式的轉換”。

　　科學范式的轉化，從來都不是科學的失敗，而是科學的重要的，甚至是跨越式的進步。在管理學上，從“經濟人”假設轉換為“社會人”假設，就是這樣一次重要的進步。但是卻有很多人，既不了解科學進步的規律，也不了解管理學的演變，卻簡單的認為人際關系學派的興起，就意味著科學管理學派的失敗和錯誤，并進而認為科學管理學派的失敗，就意味著以科學方法研究管理底失敗，這樣的誤會，實在是太不應該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