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證使用我的批評才能，我保證發展我的獨立思想，我保證接受教育，從而使自己能夠自作判斷。”
　　上面這段話，就是美國第二屆總統——換算成中國標準即第一代領導人——杰斐遜為美國學生親自撰寫的、學生反復背誦的“誓詞”。其功用大約相當于中國學生讀書時需要遵守的“學生守則”。
　　許多中國人都認為，中國的基礎教育高于美國，只是到了高等教育才落后于人家。教育部長周濟在某次新聞通氣會上，也口授了這樣的科學論斷：“中國的教育有著最大的優點，那就是教育質量是比較高的，尤其是基礎教育質量比較高”。
　　其實，美國人和中國人一樣，也注重“從小抓起”、“從學生抓起”。所不同的是，美國人認為，親近政府、按長官意志辦事不是公民資格中應盡的義務，而用懷疑的態度看待所有事情的習慣、才是有責任心的公民應該具備的首要條件。因此，他們從學生時代就開始培育自由的精神，當這種精神與勞動或創造結合起來，即形成中國人所謂美國大學生“動手能力”的時候，其價值自會勃發出來，這應該就是中國學生“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根源。
　　今天，人們越來越認同，自由會使一個國家獲得越來越多的繁榮昌盛的機會。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實踐都證明，只要自由能受到理性的保護，一個民族就必定能夠生存和繁榮。培育公民的自由精神，首先就是要求人們敢說敢想，在社會生活中，集中地體現在支持和鼓勵言論自由上。
　　1790年1月8日，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在美國國會致詞中有這樣一句話：“在每一個國家，言論自由都是公民獲得幸福的最堅實的基礎。”今天，言論自由仍然是我們理解世界并融入民主社會的鑰匙。經驗告訴人們，言論自由是一種比任何方法都能更有效地校正社會發展方向的機制。只有言論自由才能使不同的觀點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自由表達；只有言論自由，不同于傳統的意見才能得到認真考慮；只有言論自由，才能使每一個人——被當權者無可避免地濫用權力時——獲得充分保護的機會。因此，英國哲學家莫勒說過的話：“對一種觀點沉默不語是一種特別的惡”，如今已成為西方民眾普遍認同的格言和價值取向。
　　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說：“對公眾輿論的形成實行監督是政府的絕對權利。”今天的人們則認為，對思想任何的鉗制和控制都是危險的，甚至會導致這個社會的崩潰。因為那樣做的唯一結果是：滋生傲慢、培養惰性、助長惡習、掩蓋罪行。實踐證明，對付謬誤論點的最好方法是更好的論點，而不是對思想的壓制。
　　新思想、新發明、新創造總是在言論自由的母體中孕育而出。這也是西方學界認同的前蘇聯為什么“舉全國之力”而科學技術仍落后于美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美國科普專家戴維斯所言：“科學之路即民主之路”。因此，一個連言論都不能自由的國度，其科學技術或許也能“攀上一個個高峰”，甚至可以登上月球，而整體的沒落則是無論如何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也無力逆轉的必然。
　　1950年，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杰克遜說：“防止民眾犯錯誤不是政府的功能，而阻止政府犯錯誤才是民眾的作用。”非正規思想的自由發表和激烈的爭論就是實現后者必經之路。遺憾的是，我們的文化主旨、教育體系和大眾媒體，使我們墨守成規，不思進取，使我們成為輕信的犧牲品，也讓中國人一代接一代輪流成為“毫無意義的看客和示眾的材料”。這應該就是它山之玉——美國“學生守則”對中國人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