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查處的有關科技造假事件中，專家鑒定淪為鳴鑼開道的“角色”，暴露出國內科研成果鑒定機制的嚴重弊端。《?望新聞周刊》記者通過采訪，從專家鑒定的角度對科技造假現(xiàn)象進行了分析。
“國內首創(chuàng)”、“國際領先”不該這么出爐
記者在調研中獲悉，有的所謂科技成果，得到這一領域內頭面人物的“權威鑒定”，就被譽為“國內首創(chuàng)”、“國際領先”、“重要里程碑”。 而兩三年后卻因嚴重造假被查處，并且其成果(產品)無法正常工作。像這樣的“成果”為何能通過“權威”、“專家”的層層把關呢？
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海洋地質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汪品先指出，這類專家鑒定評審流于形式，全說好話。他舉例說：“上海一家單位要我去評審他們的項目。我是評審委員會組長，他們要我定他的項目達到國際先進。我想我不能簽字，對方乞求說，如果這個項目不簽國際先進，別的項目都按照‘慣例’來評為國際先進，這個項目就不可能有發(fā)展了。我后來真的非常狼狽地簽了下去。以后遇到這樣的事情我都不去。但我不去有人去，在圈內大家都知道哪些人好說話，哪些人不好說話。”
汪品先表示：“做鑒定專家太為難。專業(yè)領域的圈子是很小的，鑒定專家自己也有很多東西要評審，他們這次不給人家通過，他們的學生以后的項目，包括自己的項目也得經別人評審。如果太過認真，倒霉的還是自己。”
曾在一家涉嫌造假的高科技公司擔任公關人員的人士，向記者講述了他所見所聞的專家鑒定會情景：“鑒定意見初稿是我們公司提供的，具體說就是我起草的。稿子只有區(qū)區(qū)五六百字，寫起來很簡單：先根據(jù)測試報告列出幾項技術參數(shù)，再做出重大突破、填補空白這樣的評論，寫上‘鑒定組專家一致同意通過該項目的技術鑒定’這句結論，最后空出專家簽名的地方。”
這位人士說，鑒定的時候，“我們就把這頁紙頭放在投影儀上，‘這個字改掉’，‘這樣才對嘛’……專家們的意見就是這些，兩個小時鑒定會就結束了。專家們得出的鑒定結論和驗收結論，與我們擬定的初稿幾乎沒有區(qū)別。”最后，專家們都簽字通過。更令他瞠目的是，一位鑒定專家臨時有事先走，到簽字時我給他打電話，教授說‘你幫我簽個名就行了’。”
避免“學術權威通吃一切”
包括中科院院士吳德馨、汪品先在內的諸多科技工作者表示，一些學術權威在科技造假事件中起著推波助瀾作用。現(xiàn)在，有的學術權威幾乎可以“通吃一切”，壟斷大量資源，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既有科研工作者自身因素，更有制度和文化因素。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微電子研究所研究員吳德馨說，現(xiàn)在科學界內有個傾向：不論做什么事都非得請幾個院士來，認為這樣鑒定會才有水平，才令人信服。”吳德馨認為，現(xiàn)在必須要向社會大眾澄清：院士不可能覆蓋全部領域，一個人可能不是院士，但可能更精通某個領域。
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教授韓汝琦曾擔任北大微電子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是已故著名科學家黃昆的學生。他說：“學術權威一離開本行就不懂了，而本行是很窄的。”韓汝琦認為，一些科技主管部門也存在認識誤區(qū)，覺得成果鑒定有院士就權威了，更希望院士當專家組組長。他說，有的院士、權威不知道參加過多少鑒定會都混過去了，栽的人很少。
許多科技工作者指出，時下社會上有將學術權威神化的趨向，也確有一些“大師”、“大家”自身定位不準，自我要求不嚴。
汪品先分析道，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根源在于我們國家存在“權威崇拜”心理。他說：“當年我在全國人大時，他們要我去看三峽，我說不看，我是搞地質的，不懂工程。”他認為，東方文化向來是農耕文化，年齡就是知識，年齡就是權威，“這種錯誤的文化延伸至今，我們大家都覺得不是問題，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唐安國說，榮譽和真理是兩回事，榮譽并不代表真理。學術權威可以對國家科研方面的重大方針政策提供咨詢，但不能享有特權。一旦享有特權，人們惟學術權威是從，事物將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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