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地區發展不平衡，就難以最終杜絕地區歧視。“窮”絕對不是一件好事，更不是美好道德的源泉，相反，它只是刺激普遍人性中的普遍弱點：嫌貧愛富。
深圳龍崗警方是政府所屬的執法部門，今年3月份，竟在轄區內懸掛橫幅“凡舉報河南籍團伙敲詐勒索犯罪、破獲案件的獎勵500元”，地區歧視赫然在目，令人難以置信。
4月15日，兩位河南籍人士遠在鄭州向龍崗警方提起司法訴訟，驚動輿論，有朋友認為此舉做秀，意在吸引眼球。我的看法是，即使做秀，此類官司也值得打，打得贏要打，打不贏也要打。只有人人形成“秋菊性格”，強勢部門才能在百姓面前低頭，兩者之間才有可能形成正常關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會公正不是長官恩賜的，也不是小民乞求的，而是一個一個“秋菊”起而抗議，一場一場官司“打”出來的。平民纏訟，尤其是纏強勢部門之訟，在過去要被譏諷為潑婦刁民、世風日下，在現代恰恰是公民意識覺醒的標志。
但是，具體到地區歧視這一觀念，即使官司打贏了，河南人就能在全國改變他們被歧視的命運嗎？我的看法不樂觀。原因在于，地區性歧視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并不植根于知識分子容易想到的文化“基因”或“國民性”問題，而是植根于人性的普遍弱點，這一弱點的起伏消長，是與社會發展不平衡聯系在一起的。
我出生在上海，這個城市有一個公開秘密，也是這個城市的不文明標記：全城歧視蘇北人。上個世紀50年代，有兩個強力因素對蘇北人有利，似乎能抵消這一地區歧視：接管這個城市的南下干部不少人操蘇北口音，來自蘇北紅區；從1949年到1976年的國家總理周恩來，操一口淮陰口音，愛看江淮戲，蘇北得不能再蘇北，全國民眾家喻戶曉。事實證明，強力因素無濟于事，政治歸政治，歧視歸歧視，生活的“污泥濁水”照樣奔流。上海的市民生活并不隱諱這一現象，但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階級論不合，官方出版物始終不能正視。倒是兩個外國人，一個來自美國，一個來自德國，對這一現象發生研究興趣，以此為題撰寫社會學博士論文，在學界頗得好評，其中一位德國學者我還認識。
我插隊在河南，求學在西安。到西安后，發現一個城市奇觀：半城皆鄉音，滿目河南人。不久即發現，河南人再多，在西安還是被歧視，原因很簡單：他們大多是災荒年景的流民，以及流民的后代。
這時我才想起在河南的經歷，被歧視者內部，還有更細一層的地區歧視，豫西人看不起豫東人。原因也相通：豫東自然條件惡劣，一旦發生災荒，豫東災民順隴海線向西流動，先經過豫西，后到達西安。而在上海，被歧視的蘇北人內部也有類似現象：揚州一帶的蘇北人看不起鹽城一代的蘇北人，甚至認為蘇北人在上海的不良形象是被后者敗壞的。原因驚人地相似：一旦發生災荒，鹽城阜寧一帶的災民順運河南下，先經過揚州，再渡江到上海。
鹽、阜相比揚州，不僅在地理上更“北方”，社會經濟發展更落后，流民進上海后能夠找到的職業更低賤，由此被認為更“侉”，更粗野。發現地區歧視在中國普遍存在，一度使我心緒難平；再看到被歧視者內部居然繼續劃分地區歧視，則使我沮喪無言。
后來到哈佛大學短期訪問，發現地區歧視在美國白人內部也存在。查爾斯河北畔的劍橋市，隱隱看不起河對岸波士頓地區的愛爾蘭人社區。我因為貪圖房租便宜，恰好住進了那個社區，卻因為聽力不好，實在聽不出一河之隔的英語有什么口音差異。我曾請一個愛爾蘭裔的美國教授林琪以放大的口型，夸張的口氣，演示她的祖籍口音，才勉強聽出一點差別。令我驚訝的是，那個地區受人尊崇的肯尼迪總統，并不是出身在查爾斯河的北岸，而是遭人歧視的南岸，恰好就在愛爾蘭社區。他去世后，按美國規矩為前總統建立的肯尼迪圖書館就建在我住處不遠的海邊，腳一抬就到，我曾無數次在那里留連。
可惜總統歸總統，歧視歸歧視，這就和周恩來的政治魅力無助于緩解上海對蘇北人的歧視差不多。林琪告訴我，這一歧視緣起19世紀中葉那場著名的馬鈴薯災荒，愛爾蘭人大批來北美新英格蘭地區乞討求生，地位低下，招人嫌棄。20世紀90年代愛爾蘭總理訪美，還特意要求在哈佛廣場的空地上塑造一組饑民哀號求救的銅像，以紀念那個可怕年月。林琪還告訴我，隨著愛爾蘭社區社會經濟發展，這一歧視正在淡化，相比她記事的童年時代，現在已經好多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以致我要求她演示愛爾蘭口音時，她沒有絲毫不快，而是以開玩笑的心態在講解一個歷史故事，以及地區歧視發生的根本原因了。
只要有地區發展不平衡，就難以最終杜絕地區歧視。這是一個令人很不愉快的現實，之所以不愉快，是因為它最終與一個“窮”字相連接。“窮”絕對不是一件好事，更不是美好道德的源泉，相反，它只是刺激普遍人性中的普遍弱點：嫌貧愛富。普遍人性普遍存在，地不分東、西，人不分黃、白，只要有地區發展不平衡，就會有河南人問題，蘇北人問題，乃至愛爾蘭人問題。而愛爾蘭人故事告訴我們的是：地區歧視當然不可取，更不能放縱這一觀念蔓延到執法、司法行為，但只有從根本上消除地區發展的失衡，才能最終消解這一丑惡觀念。在這個意義上，我贊成“發展才是硬道理”，只是這個發展不能僅限于經濟，應該包括文化，文化發展中最重要的一環不是改造“國民性”，而是實施實實在在的教育機會平等；還應該包括政治發展，政治發展中最重要一環是司法公正，在最終克服地區發展不平衡之前，首先要做到也可以做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作者：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朱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