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讀些史書，便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說，大體上只是民間附會。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隨便說句什么話就是圣旨的。

?

??? 西漢的皇室很自律，所謂休養生息就是漢文帝最先提出來的，后來歷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漢代有內朝、外朝之分，內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職權上有劃分，即便財政收入也是“分稅制”，大司農的收入歸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歸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隨便糟蹋納稅人的錢的。這種規矩，后來歷代大體沿用。漢初皇帝的私人辦公廳只有尚書四人，而且多幫皇帝處理事務性工作，政務職權有限；然而作為政府首腦的宰相，屬下卻有十三個部門，時稱十三曹，機構比皇帝親自掌管的龐大多了。當時各曹相當于現代各部委辦，比方奏曹相當于中央政府辦公廳，詞曹相當于最高法院，尉曹相當于交通部，兵曹相當于國防部，賊曹相當于公安部，等等。國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隨便叫身邊的尚書起草個圣旨，就詔告天下。詔書不過是以皇帝名義下發的政府文件，具體的技術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腦宰相負責。皇帝和宰相之間便有制衡，詔書也就不至于胡亂來。當然，也有皇帝獨裁的，也有宰相專權的，那多是個人原因或個別現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

???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說漢代宰相是首長制，那么唐代宰相則是委員制。當時國家的最高議事機關叫政事堂。政府法令、軍國大計，須用皇帝詔書頒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開會決議，形成正式文書，送皇帝審批。皇帝同意，則劃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蓋中書省、門下省之章下發。倘若沒蓋政事堂的印章，詔書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審定的詔稿，只要中書省或門下省不同意，有權將詔書退回重新起草。

?

??? 宋代仍襲舊制，但較之唐代，則削減了相權。唐代的皇帝詔書是先由宰相負責在政事堂議定詔稿，書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權。而宋代則先由宰相初擬意見，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終審。程序變了，皇帝事先發言權就擴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獨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時離職了，皇帝要任命趙普當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達沒有宰相副署的詔書，還真難煞了趙匡胤。文武百官爭吵了好大陣子，才勉強尋了個變通辦法，由開封府尹會同一批相當級別的“高級干部”共同在詔書上畫了押。不過皇帝越到后來越聰明，知道一點點擴大自己的權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邊坐下來。但趙匡胤存了些心機，據說當新任宰相趙普第一次朝見他時，他示意太監把身邊的座位搬走了。趙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邊，伏首貼耳了。現代國際有所謂習慣法，其實中國古人是最懂得執行習慣法的。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議事，就成了以后歷朝繼承的習慣法。

?

??? 明代開始，相權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創見的事，就是廢除宰相，改用內閣大學士。朱元璋又比趙匡胤會打個人算盤。內閣大學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機構，只是皇帝的私人辦公廳。因此，從制度設計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腦。但是，也因為習慣法的緣故，隨著時間推移，內閣大學士漸漸就像宰相了。而且一如唐宋舊制，皇帝詔書正式頒布之前，先得發給六部尚書，只要他們有異義，可以原封不動退回皇帝詔稿。這也就制約了皇帝的獨裁。這種情況發展到另一極端，就是文官集團同皇帝暗中對抗。比方萬歷皇帝幾乎以消極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畢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風特殊，大概同朱元璋個人素質有關。作為一個沒多少文化的粗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當作自己掙下的私人家業。開國之初，他大殺功臣，冤獄不斷，就連皇太子都看不過去，進言勸諫。朱元璋當時只作沒聽見，次日卻把一條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撿起來。皇太子面有難色，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說：手杖有刺會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給你，這個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這份家業千秋萬代傳下去，當然要盡量削掉別人的權力。

?

??? 古時真正的政治黑暗，當屬元、清兩代外族統治時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視大漢文明，享國又只有短短八十多年，還沒有來得及學會同漢人相處，就回馬草原了。元代治國之術大致可用金戈鐵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無所建樹。皇帝總是一代學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記取了蒙古人的教訓，知道尊重漢人傳統政治里面的好東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聰明了許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獨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沒什么權力的內閣大學士也閑起來了，皇帝辦公廳改移皇家深宮南書房軍機處。國家最高指令往往從南書房發出。這種做法，在明代以前是違法的。但清代皇帝卻可為所欲為，手諭、口諭、密詔之類，都是清代的發明。暗箱政治，大概從清代發端。有人統計過，說雍正在位期間批閱奏折多少多少，計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繪成彈精竭慮、事必躬親的圣明君主。須知，雍正恰恰是大權小權都不肯放棄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來獨裁也是有代價的。陳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爺，簡直萬能了。蕓蕓眾生的腦子閑著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替他們想著。雍正讓全國臣民學習他的《大義覺迷錄》，大概也是創舉。

?

??? 到了民國，所謂總統手諭、總裁口諭之類，就見怪不怪了。無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實。無他，亦習慣法使然也。但是蔣介石忙于打仗，沒功夫讓下面人幫他湊出個什么思想或主義，暫且用孫中山的主義將就著。自己沒有主義，頭上總得頂著別人的主義才像回事。這也是中國政治的慣例，謂之正統。

?

現在沒有詔書了，人民當家做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級官員的批示。明白國情的人都知道，官員批示往往比法律、文件之類更管用。關于批示，其中奧妙不少。求官員寫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資源或機會又畢竟有限；但官員通常應是平易近人、關心民漠的。于是，官員批示就有了許多學問。早些年官員們是在措詞上動腦筋，比方“著力解決”、“盡力解決”、“按章辦理”、“酌情處理”之類都各有深義，下屬領命，心領神會，自會相機而行。結果，同樣是官員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卻是有的人辦成了事，有的人辦不成事。群眾只好發牢騷，說領導都是好的，只是下面辦事的人扯蛋。官員做好人，下面做惡人。時間長了，把戲就讓百姓看穿了。于是又有了新花樣。有的官員同下面私下商量，橫著批示的著數，豎著批示的不著數；有的官員暗中囑咐下面，簽名是繁體的你就辦，簡體簽名的你就拖著。有的官員同下面約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電話為準。有的官員面對某些重大事件，他們心里清楚很可能給自己歷史留下污點的，居然用鉛筆簽字，隨時可以擦掉。

?